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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理工:从“慢变量”中破译一流大学密码
发布日期:2017-5-2 16:56:11  发布来源:  浏览次数:908

在国庆60周年阅兵的30个方阵中,北理工参与了22个方阵的装备设计和研制,参与数量和深度位居全国高校之首。以至于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:“大阅兵里的武器装备,不是北理工研制的,就是北理工参与研制的。”这其中饱含了该校几代科技人员的心血,印证着它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理工大学迈进的坚实步伐。

  这样的成就如何获得,最有发言权的当属掌舵北理工10年之久的校长胡海岩院士,他深谙厚积薄发,学科融合之道,又兼具国防科技与基础学科的左右互搏,相辅相成之术,在“双一流”大学的建设大道上,北京理工大学正在稳步前行。

  作为国防科技特色的高校,不能“就事论事”仅仅将目光盯在工科上,它想要走向一流,必须追本溯源,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,要有很好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学科来做支撑。这样的话,才会拥有原创的核心技术,也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纵深上实现更大突破。

  陈志文:如果别人问,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,作为校长您会如何来作答?

  胡海岩:我们通常说它是一所具有鲜明国防科技特色的研究性大学,首先突出它是具有国防科技使命这样一个特点。同时又要强调它的研究性,也就是说它同时培养高端人才,为国家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。当然了,面对不同的群体,我可能又会去强调它的某些不同的方面。

  陈志文:也就是说维度不同,角度不同,北京理工大学也会有不一样的呈现。

  胡海岩:比如面对一帮孩子,我会对他们说北理工的足球在全国高校中是绝对的第一名,这句话一说,就可以赢得小伙子们的一片掌声。

  如果是面对比较专业的听众呢,我会告诉他们,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当时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的是以火箭、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,我们为当年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,以及新中国的军用电子工业的诞生、成长和壮大培养了很多人才。

  比如像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我们“中国预警机之父”王小谟院士就毕业于北理工,也就是说,北京理工大学的信息学科是非常强大的。除此之外,北京理工大学的雷达专业和坦克专业也都很强,我们是国家唯一设立坦克设计制造这样完整体系的学校。

  陈志文:我记得您是2007年当了院士,也就是那一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做校长,这一晃十年了。您现在对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理解、定位或者它的发展的考虑是什么?

  胡海岩:对于一所大学来讲十年不过是一个瞬间。在我的观念中呢,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,十年它往往只能走一步。

  来北理工之前其实对它的了解非常少,只知道它是1940年创建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,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院校。来到这儿之后呢,才慢慢地体会到它的这种红色的基因。它的延安精神的传承,那么,当然也体会到它建校几十年来,为我们国家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所做的贡献。

  改革开放之后,北京理工大学从一所传统的军工院校,实现了五个转变。那么今天回过头来又有十年过去了,我认为我们依然在那五个转变之中,这五个转变里面比较容易说的就是从原来以军为主,转向“军民结合,寓军于民”。我们现在讲要面向两化融合,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,同时要面向国防科技的现代化。

  再比如就是我们过去是一所完全以工科为主的学校。现在是理工并重,相互融合,同时又有工理管文协调发展。

  只不过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某些方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遇,比如像“理工并重,交叉融合”。这十年来,我们认为这方面进步是比较快的,因为我们自己深切地感受到,作为国防科技为特色的学校,它如果要走向一流,必须要有强大的基础研究,有强大的理科,要有很好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学科来做支撑。这样的话,才有原创性的一些想法,才能有原创性的技术。

  陈志文:我特别注意到你强调理工的结合,在这方面有什么跟我们介绍的?

  胡海岩:首先是队伍的建设,我们不仅是从海内外,著名的大学,中国科学院引进了一批很优秀的年轻的学者,同时我们自己也在培养自己的优秀的学者。近年来,最让人欣喜的是我们在数学、物理、化学这些基础学科培养出了年轻的学科带头人,有了自我造血能力,这对于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。

  其次就是建立了一批理工交叉融合的这样的学科平台,在此之上鼓励优秀的学者和我们的国防科技的相关专业去交叉。这样我们的工科有这样一个基础做支撑,一些非常源头性的想法可以去实现了,慢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,相互促进。

  决定大学这样的复杂系统本质变化的是那些“慢变量”,只有所有的子系统协调发展都达到较高水平才能真正成为一流大学。因此,摒弃急功近利,吸取国外先进大学经验,扎根中国,符合规律的良性发展才是正道。

  陈志文:1995年扩招以后。高等教育一个飞速的发展,各大高校也都进入一种“野蛮生长”的状态,特别是学科方面的扩张,那北理工能否做到围绕学科核心这个逻辑来进行扩张呢?

  胡海岩:这是一种理想,大学崇尚学术自由,每个教授都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因此我不敢说我们所有的扩张都是这样理性的,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野蛮生长的成分,但我们一直主张就是不去搞大而全。我多次在很多场合坚定的表态,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,我们是多学科并重发展的一所学校,而且要强调多学科的融合。

  如果是某些教授们提议要去发展一个学科,这个学科跟我们已有的学科没有任何关系,只是说这个学科很重要,或者说这个专业毕业的人就业很好,是不能打动我的,我也是坚决反对的。

  陈志文:您曾经留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,在美国杜克大学也待过两年,能否比较下这两个高校的风格和区别,并谈一下对于国内高等教育从它们那里可以借鉴到什么。

  胡海岩: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
  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当年是非常优秀的一所工科院校,美国的杜克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,私立大学,所以完全两个体系,两种风格。但如果要是概括讲的话,我觉得斯图加特大学让我体验到德国人的那种严谨和细致。而杜克大学,则让我感受到美国人的那种创新和自由。

  特别有感触的是,德国对孩子的教育在知识方面的灌输很少,对做人的培养非常多,就是要有一定得规矩。后来在美国的工作经历同样使我感受到这一点,杜克大学尽管它很崇尚创新,学术也很自由,但是大家还是要有规矩,就是你不能违反规矩乱来。

  比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,你不能随心所欲,人的成长有规律,大学的成长同样有规律。所以我最近在面对一些社会人士或者是教育界以外的人士,谈到大学的时候,我都谈到就是说教育有教育的规律,体育有体育的规律,奥运金牌的这样策略拿到教育界来做恐怕就要出问题。

  北理工呢,我觉得如果要是简单比较的话呢,它可能更像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一些,工科为主,培养工程师。我经常将德国人的那种认真、仔细的习惯向我的同事们传播,要求他们严谨严谨再严谨。如果大家做事都非常认真了,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强调创新创新再创新了,如果是连基本的严谨都没有,我还真不敢让大家就是说以创新作为第一使命。

  陈志文:对,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是“还没学会走就要爬”,而且严格讲创新是什么,我认为创新就是要解决你遇到的问题,找到的办法,而不是一上来就要创新,一上来创新那叫破坏。那你觉得高等教育的规律都有些什么?

  胡海岩:一开始我谈到了,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,十年可能是走了一步,百年是完成了一个阶段,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颠覆式的变化。所以你就不能着急。

  “决定这样的复杂系统,它本质变化的是那些慢变量。”那么对大学来讲呢,慢变量是决定它水平的最重要的事。就如同你必须看可以看很远,但要做好眼前的事,你不能太急功近利,急功近利不仅是毁了大学,也毁了我们的老师和学生。这个规律在反复思考之后,我认为可能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  同样,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,人们在描述它,分析它的时候,就要一个子系统一个子系统的来看待。那么,整个大学的发展,不是说一个子系统好了,它就好。有时候人们讲,我们只要有一两个点是亮点了,我们就是一流大学了。我不太赞同这样一个的观点,只有一两个点好的话,恐怕还不是一流大学。喜马拉雅山肯定是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高原基础上出现的。同样,这些子系统之间是强关联的,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一流大学,说它科学研究做的特别好,人才培养很差,这肯定也不是一流大学。同样,这所大学学术研究也很好,人才培养质量也很好,校风特别差,这种也不成立。所以一定是强关联的这些系统必须协同的发展,协调的发展,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,那么学校才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。

  建设“双一流”,放眼世界引进最优秀的人才肯定是快速提升的捷径,这是非常现实的考虑,但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扎根,在此基础上产生人才孵化效应,长远来看,还是要立足于自身如何能够培养出好的人才。

  陈志文:说双一流我们回过头来看,“211”“985”最近一年特别热闹,社会舆论好多人在批“985”,有不同意见。北理工应该属于“211”“985”的受惠者,您怎么看“211”“985”的功过呢?

  胡海岩:我从受惠者的角度谈,还是一般人的角度谈?

  陈志文:超脱一点。

  胡海岩:我认为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,国家作出决定,重点来建设一批高校,这个是非常必要的。可以回